万颗卫星上天难配查查配资
经济观察报记者 郑晨烨
2025年，一笔“泼天的富贵”砸向了中国的商业航天市场，却硬生生卡在了发射环节。
所谓“泼天”，具象为一个总预算6.16亿元人民币的火箭发射订单，招标方是上海垣信卫星科技有限公司，采购目的是为旗下“千帆星座”的规模化组网寻找火箭运力。
然而，从2月到8月，这笔订单反复启动招标，又反复宣告失败，理由很简单：递交投标文件的供应商“不足3家”。而根据《招标投标法》相关规定，投标人少于3个不得开标，只能重新招标。
接二连三的失败，指向了一个明确的现实：市场上能接下这笔大单的“民营火箭公司”，凑不够数。这让卫星公司们很“着急”，因为根据国际电信联盟(ITU)“先到先得”的规则，卫星的轨道和频率资源是有“保质期”的，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按照环环相扣的时间节点，完成规定比例的卫星发射，否则申请的资源就会失效。
当前，垣信卫星的“千帆星座”和另一家中国星网的“GW星座”申报的卫星总量已突破30000颗，发射任务可谓艰巨。公开信息显示，从7月底到8月中旬，中国星网通过5次发射，将38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，前后共使用了4种不同型号的运载火箭；而垣信卫星的“千帆星座”，截至2025年3月，也已将90颗卫星部署在轨。
与此同时，市场的热度也已传导至遥感、对地观测等细分赛道。2025年8月底，航天宏图(688066.SH)公告其与国际客户签订了一份价值约9.9亿元人民币的卫星及地面系统采购合同。而在稍早前的5月，北京的微纳星空也中标了四川一个价值8.04亿元的遥感星座总包合同。
卫星产业的“米”已满仓，但市场却忽然发现，能把这些卫星稳定、廉价送上天的火箭，却还不够用——自2014年政策开闸以来，中国的民营火箭公司已经奋战了10年，全行业依然缺少一款能够对标SpaceX“猎鹰9号”的、在运力指标上成熟、在成本上具备优势的大运力液体运载火箭。
垣信卫星“合格供应商不足3家”的招标结果，让一个长期存在于业内的矛盾，以一种直白的方式摆上了台面：下游的卫星公司们急着“上天”，但在国家队主力火箭已被中国星网高密度发射任务占用的背景下，能提供补充运力的民营火箭公司还赶不上趟。
因此，市场的目光，很自然地落在了天兵科技的“天龙三号”、蓝箭航天的“朱雀三号”和中科宇航的“力箭二号”这几款产品上。它们是目前国内民营航天赛道中，为数不多在运力上能够满足大规模星座组网需求的液体火箭，但它们也无一例外，都还卡在首次飞行试验之前。
对于焦急等待的卫星公司们来说，这些火箭何时能飞以及飞得怎么样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后续的发射计划到底能不能排得出来。
垣信给行业“摸了个底”
时间不等人，对于中国的卫星公司而言，国际规则设定了一张硬性的时间表。
根据国际电信联盟(ITU)的规则，卫星的轨道和频率资源并非永久有效，其分配虽然遵循“先申报先使用”原则，却附带了严格的发射时限，通常来说，一个星座计划在立项7年内必须发射第一颗卫星，9年内要完成总规模的10%，12年内完成50%，到第14年，必须完成全部卫星的发射部署。
规则很清楚：到点交不出卷，你占的“坑”就会被收回。
低轨卫星星座，指的是由成百上千颗在近地轨道运行的卫星，组成一个网络，其主要目标是为全球、特别是地面网络难以覆盖的海洋、山地、偏远地区，提供高速、低延迟的互联网接入服务。
但近地轨道空间和用于通信的无线电频率，都是有限的物理资源。不同星座如果占用相同的轨道和频率，就可能产生信号干扰甚至碰撞风险。因此，国际电信联盟(ITU)扮演了全球协调者的角色，其“先到先得”的分配原则，势必带来对有限太空资源的“优先使用权”的争夺。
在这场争夺中，SpaceX(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)的“星链”(Starlink)计划已遥遥领先。根据该公司披露的信息，“星链”的远期规划超过4万颗卫星，仅在2025年前8个月，SpaceX就通过77次发射，将超过1900颗“星链”卫星送入轨道。
这场太空“圈地”运动的紧迫性，直接体现在了发射节奏上。根据中国卫星(600118.SH)的半年报，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共进行了35次航天发射，已创下历史同期新高。而据经济观察报记者梳理，这一高密度发射的态势在下半年得以延续，尤其以中国星网为代表。在7月27日至8月17日的21天里，中国星网以前所未有的密度，完成了5次组网发射，将38颗卫星送入太空，长征五号乙、长征六号甲、长征八号甲、长征十二号——多款国家队主力运载火箭在文昌、太原、海南三大发射场轮番上阵，为其提供了保障。
相比之下，另一家主力运营商垣信卫星的发射计划，则在3月12日完成第五批组网发射、将在轨卫星数量提升至90颗后，便再无新的发射入轨记录。
一位长期关注商业航天赛道的投资人向记者解释，无论是星网的“快”，还是垣信的“慢”，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压力源：“这种高强度的发射，正是为了确保在ITU规定的时间窗口内，完成最低部署数量，把已经申报的宝贵轨道和频率资源，真正地‘占’下来。”
但即使是中国星网的发射节奏，放到全球的商业航天格局中，尤其是与SpaceX对比，差距依然明显。公开信息显示，仅在2025年前8个月，SpaceX一家公司就完成了100次轨道级发射任务。
卫星市场的热度当然也并不局限于垣信和星网两家公司。2025年8月29日，航天宏图(688066.SH)公告称，与一名国际客户签订了价值约9.9亿元人民币的卫星及地面系统采购合同，创下该公司单个项目合同额的历史新高。而在稍早前的5月份，北京的微纳星空也中标了四川一个价值8.04亿元的遥感星座总包合同。
这种热度，也清晰地传递到了产业链的上游。2025年9月2日，金属3D打印龙头企业铂力特(688333.SH)董事长薛蕾在回答经济观察报记者提问时表示，其公司参与的多个商业航天项目已进入“批量生产阶段”。
同一天，航宇科技(688239.SH)董事长张华亦给出了类似的判断。他称，中商业航天动力系统已实现从“单台突破”到“批量制造”的跨越，该公司的航天锻件业务收入因此同比增长了近30%。
但订单再多，卫星上天最终要靠火箭运力来兑现。垣信卫星2025年以来的招标过程充分说明了当下火箭运力的“瓶颈”。
7月21日，垣信卫星再次启动招标并将方案进行了调整，项目总预算高达13.36亿元，并被拆分为两个包件——包件一：采购4次“一箭10星”的发射服务，总预算6.16亿元，要求火箭在950公里近地轨道运力不小于2.8吨，且在招标公告发布前有成功飞行经验；包件二：采购3次“一箭18星”的发射服务，要求火箭在800公里近地轨道运力不小于4.8吨，并允许投标产品在2025年12月底前完成首飞即可。“这次招标条件的调整，特别是包件二允许年底前首飞的新型号火箭参与，可以看作是垣信卫星在向民营火箭公司们招手。”前述投资人向记者表示。
这一次，市场总算有了回音。8月15日，垣信卫星公布了包件二的中标候选人结果，蓝箭航天、天兵科技和中科宇航3家民营火箭公司入围。这是民营火箭首次集体进入国家级星座的供应商名单，被业内视为一个行业标志性事件。
但故事的另一面是，垣信卫星为“一箭10星”准备的6.16亿元预算，依然没能花出去。8月11日，垣信卫星在中国招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发布公告，正式宣布包件一招标失败，原因与半年前如出一辙：递交投标文件的供应商不足3家。
垣信卫星或许还想再试试，就在发布招标失败公告的同一天，一份采购内容、技术要求、交付周期与最高限价完全一致的第二次招标公告，又被挂了出来。然而，这次“闪电般”的招标重启，还是因为供应商不足3家而流标。
至此，垣信卫星的招标过程，算是也给行业“摸了一个底”：市场上能稳定提供大运力发射服务的民营火箭公司，实在是凑不够数。
这意味着，要解决运力问题，唯一的指望，就落在了那些尚未完成首飞的民营火箭身上。
“运力瓶颈”如何解决
对于卫星公司来说，“运力瓶颈”的背后，关联着多个重要问题。比如，能不能在国际电信联盟(ITU)规定的时限内完成发射？单颗卫星的发射成本，能不能低到让整个星座的商业模式成立？一次发射，能不能把足够数量的卫星打上去，以满足组网的最低要求？
这些问题如果有一个答案是否定的，星座的组网进度及商业回报可能就无从谈起。那么，怎样才能解开“运力”这个疙瘩呢？从SpaceX的经验看，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被拆解成3个不同的维度。
第一个维度，是发射频率。对于需要部署数千颗乃至上万颗卫星的星座计划而言，发射频率直接决定了组网的速度。正如之前提到的，2025年前8个月，SpaceX一家公司就完成了100次轨道级发射任务，相比来看，2025年上半年中国共进行了35次航天发射。
第二个维度，是单次运载规模。根据公开信息，SpaceX的主力火箭“猎鹰9号”在可回收模式下，其太阳同步轨道(SSO)的运载能力能达到15吨以上。相比之下，目前国内已成功实现商业化发射的民营火箭中，运力最大的东方空间“引力一号”，其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(SSO)的运力为4.2吨。“运力小，意味着一次发射能带的卫星就少，同样要部署60颗卫星，小运力火箭可能需要发射4到5次，而‘猎鹰9号’一次发射就可以，这背后不只是发射成本，还有时间成本和在轨组网的复杂度问题。”国内一家头部商业火箭企业的一位高管告诉记者。
这位高管同时解释称，所谓“在轨组网的复杂度”，指的是将不同批次发射的卫星，编入同一个协同工作的轨道网络所增加的难度。一次性发射的卫星，可以将它们相对规整地部署在同一个轨道面上，如果分为多次发射，每一批卫星入轨的初始轨道都会有细微偏差。为了修正这些偏差，让所有卫星最终“严丝合缝”地组成一个星座，就需要卫星消耗宝贵的自带燃料，进行大量变轨机动，这不仅会缩短卫星的设计寿命，也会大大增加地面团队长期测控和调整的复杂程度。
第三个维度，则是成本与可靠性。在成本方面，正悦投资的高级投资经理何艺娟给记者算过一笔账：SpaceX的发射报价折合人民币约在每公斤2.1万元；作为对比，国内商业火箭的报价，普遍在每公斤6万元至15万元之间。
在可靠性上呢？公开数据显示，自2010年首飞以来，“猎鹰9号”系列火箭已执行超过500次发射，成功率达到99.43%。与SpaceX的高成功率相比，中国民营火箭公司仍需频繁面对失败的考验。比如，在2025年8月15日，蓝箭航天的“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三”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后，飞行出现异常，发射任务失利。
2024年，行业也经历了数次挫折：2024年12月27日，中科宇航的“力箭一号遥六”火箭，因三级伺服热电池在返工过程中导线受损，导致电池未正常输出，最终火箭在发射升空约3秒后姿态失稳自毁；2024年6月30日，天兵科技的“天龙三号”火箭在进行地面动力系统试车时，因箭体与试验台连接处结构失效，导致火箭脱离发射台后坠毁。
这些公开的发射失利，也印证了可回收大运力液体火箭这条路，确实不好走。
频率、规模、成本——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的“运力”差距，正是垣信卫星“招标困局”背后的原因。这也解释了为何当前已经成功完成商业化飞行的几款民营固体火箭，虽然在特定市场取得了成功，但要满足大规模星座组网的低成本、大运力需求，还有不少的差距。行业的希望，还是落在了那些尚未完成首飞的可回收液体火箭身上。
面对市场的现实需求，中国的民营火箭公司，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。
第一条路，可以称之为“先吃上饭”。这条路以中科宇航、东方空间、星河动力等公司为代表，其共同特点是在研发下一代大运力液体火箭的同时，先用技术相对成熟、研发周期更短的固体火箭，来响应市场上一部分“小、快、灵”的发射需求。
星河动力战略与公共关系高级总监孟宪博曾向记者解释过这种“固液并举”路线的商业逻辑。在他看来，除了星网、千帆这类大型组网任务，中国还存在一个由数百家小型商业卫星公司构成的“长尾市场”。固体火箭成本相对较低，发射准备更灵活，对于这个市场的适应性很强。
市场的反馈也印证了这一点，中科宇航的“力箭一号”固体火箭，截至2025年8月已完成8次飞行，在民商火箭发射服务市场“占有率稳居第一”，东方空间的“引力一号”固体火箭，在2024年1月首飞时，也创下了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的纪录。
先用固体火箭在市场上站稳脚跟，实现商业闭环，获得现金流和工程经验，再反哺技术更复杂、投入更大的液体火箭研发，是这条路径的核心逻辑。
另一条路，则是“一步到位”的理想主义。这条路的代表是天兵科技、蓝箭航天、深蓝航天等从创立之初就将主要资源投入大运力、可回收液体火箭研发的公司。
这条路当然很不好走，需要持续不断地投入。以天兵科技为例，该公司已累计获得超40亿元的资金支持，近期获得的超15亿元融资，也主要用于“天龙三号”的首飞和批量化生产——这是一款尚未实现商业发射的火箭。
支撑这一选择的，是另一套商业逻辑。真成投资创始合伙人李剑威曾向记者表示，固体火箭技术与液体可回收技术不存在继承关系，国家队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成熟，民营公司如果要在运载火箭领域做出成绩，必须专注于能够从根本上降低成本的可回收液体火箭。
换句话说，这条路径的拥护者认为，与其在过渡性产品上花费资源，不如集中全部精力，去攻克那个能一劳永逸解决行业最大痛点——大规模组网的运力成本——的终极产品。
“运力瓶颈”激起的涟漪，也已经从火箭发射端传导至产业链的最下游。
比如，卫星互联网终端和服务商网翎的联合创始人兼CEO刘宇就向记者表示，其公司的产品路径是“先高轨，后低轨”。他解释称，之所以做此选择，是因为目前国内真正可用于大众服务的低轨星座网络尚未建成，而高轨高通量卫星，是当下“实际可用的能力”。也就是说，上游火箭运力的迟滞，直接决定了下游终端厂商的商业节奏和技术路线图。
刘宇同时表示，火箭和卫星解决了“修路”的问题，但只有通过终端和服务，才能让路上跑满“车”，才能真正开拓出市场，让投入巨大的空间资源实现商业变现。如果火箭发射成本降不下来，终端和服务的价格就无法做到平民化，所谓的万亿市场也就无从谈起。从这个角度而言，运力问题最终关乎的是整个产业链的商业闭环。
2025年8月15日，垣信卫星公布了“一箭18星”运载火箭发射服务采购项目的中标候选人：蓝箭航天、天兵科技和中科宇航。也就是说，市场的选择，最终落在了3款尚未首飞，但纸面参数足够“解渴”的液体火箭身上。
根据经济观察报记者对公开信息的梳理，其中，蓝箭航天的“朱雀三号”，是一款液氧甲烷火箭，其一级动力系统已在2025年6月完成九机并联地面点火试验，总推力达到7542千牛；天兵科技的“天龙三号”，采用液氧煤油路线，其公布的近地轨道(LEO)运力高达17吨，在经历了2024年的地面试车失利后，也已完成归零后的结构验证；中科宇航的“力箭二号”，LEO运力为12吨，计划于2025年9月首飞，并且已经拿下了为中国空间站运输货物的任务。
上述3款火箭的运载能力，均远超垣信卫星包件二中“800公里近地轨道不小于4.8吨”的要求，这也解释了为何之前合格的供应商“凑不够数”——牌桌上能跟注的玩家，确实只有这几个。这3款被市场寄予厚望的火箭，都还没有一次成功的入轨飞行记录。
在发射场端，为高密度发射而生的基础设施正在成型——位于海南的文昌商业航天发射场，其一期工程的一号、二号发射工位均已投入使用，并且，为进一步扩大发射能力，该发射场的二期项目也已于2025年初开工，计划新建三号和四号两个液体火箭发射工位。在国家队发射场之外，民营企业自建发射工位的努力也在同步进行——以天兵科技为例，其位于酒泉的国内首个民营液氧煤油火箭专用发射工位，已在2025年7月通过竣工验收。
在上游的生产线上，为火箭规模化制造提供零部件的供应商们，也已为“量产”做好了准备。铂力特董事长薛蕾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确认，其公司参与的多个项目已进入“批量生产阶段”。航宇科技董事长张华也向记者表示，航天动力系统已实现从“单台突破”到“批量制造”的跨越，其公司的航天锻件业务收入因此同比增长了近30%。
此外，资本市场的通道也已打开，2024年商业航天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后，相关企业对接资本市场的路径正在变得通畅。根据公开信息，此次入围垣信卫星招标的蓝箭航天和中科宇航，均已进入IPO辅导备案阶段，上市将有利于其为后续的规模化投入准备资金“弹药”。
发射场、供应链、资本市场，一张为大运力火箭“上天”而准备的网络配查查配资，已初步成型。现在，卫星公司们和整个行业都在等待——等待那几次关键的首飞，为那些蓄势待发的规模化星座组网计划，按下启动键。
